24日，中国驻日大使馆发生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事件：一名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军官携带长达18厘米的刀具，非法翻墙闯馆，公然叫嚣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。
日本警方随后披露，闯馆者名叫村田晃大，23岁，三等陆尉，隶属宫崎县驻地。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自卫队成员，怀揣明确杀意冲进象征一国主权的外交馆舍，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。
这绝非一起简单的治安事件，更不能视作孤立的偶然个案，而是日本对华民意持续恶化、当权者不断对华挑衅、自卫队扩军失管失控所催生的必然恶果。日本国内加速右倾化的危险动向，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成势为患，都值得全体亚洲国家高度警惕。
稍有国际法常识的人都清楚，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明确规定，使馆馆舍不得侵犯；外交人员人身不得侵犯；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，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。
而在这起事件中，闯馆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，直接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与外交设施安全，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。
面对这起严重事件，日本官方的回应却显得轻描淡写——无论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，还是陆上自卫队方面，均仅以“遗憾”二字表态。向来以深挖细查著称的日本媒体，事发后要么集体沉默，要么避重就轻。日方对于中方使馆安保为何出现重大漏洞、守卫环节为何失责，尚未给出任何明确交代。
所幸，事件并未造成使馆工作人员受伤。但这绝不能成为日方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”的借口，因为它背后反映出非常严峻的现实。
第一，日本涉华舆情令人忧虑。
闯馆事件是日本对华民意持续恶化的极端外化表现。在日本当权者肆意对华挑衅的背景下，日本国内舆论被右倾化政治氛围深度裹挟，嫌华、恐华、反华论调甚嚣尘上。
近年来，针对在日华人的铁管施暴、街头冲撞等暴力事件屡见不鲜。中日是搬不走的近邻，倘若一衣带水的邻邦之间被如此深重的敌意笼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第二，自卫队正在变质。
二战后，日本自卫队长期实行“文官统领”制度，初衷是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。然而近年来，这一重要制度防线正逐步瓦解。自卫队内专业军官话语权不断膨胀，极右翼思想沉渣泛起，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公然美化侵略战争，便是典型例证。
或许有人辩称，涉案的村田晃大只是一名三等陆尉，纯属个人行为。但回望日本近代史便不难发现，军国主义的狂热扩张，往往与中下级军官肇事联系紧密。九一八事变、日本“二二六事件”等均与日军中下级军官直接相关。
日本军队有“下克上”的传统——在国内极右势力不断扩张的催化下，少壮军官日趋冒进、频频滋事，往往与上层形成联动呼应，甚至足以左右国家发展走向。这也正是即便只是“小人物狂热”，也必须高度警惕的根源所在。
第三，新型军国主义正带来空前地区风险。
新型军国主义和二战时赤裸裸的对外侵略不一样，它更隐蔽、更具欺骗性：披着“专守防卫”“国家正常化”外衣，实则不断突破和平宪法、扩军备战、篡改历史、干涉台湾问题，本质仍是妄图靠强权主导亚洲，挑战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。
这一切，同当前日本政府的路线直接挂钩。高市早苗上台后，奉行对华强硬、对美一边倒政策，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，公然煽动阵营对立。突破“专守防卫”的执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
第四，中日关系在进一步遭受冲击。
中方一再明确告诫日方，一个中国原则是任何国家都绝不可逾越的红线与底线。然而高市政府非但置若罔闻，反而在事关中日关系的重大核心问题上持续制造对立、散播“毒素”。
有舆论披露，日本即将发布的外交蓝皮书，拟将中日关系定位从“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”下调为“重要邻国”。
倘若日方果真付诸实施，意味着其对华战略定位与政策导向出现明显倒退。这既是向右翼势力释放可继续肆意妄为的错误信号，也是向美国“表忠心”，在大国竞争中明确选边站队。
日本执意打造针对中国的排他性小圈子，不仅将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大局，也会破坏以对话合作为基础的地区秩序，阻碍地区一体化进程。
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。这些历史节点本该是日本扪心自省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契机，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历史教训被刻意淡忘、危险思潮卷土重来。这起闯馆事件，背后潜藏的复杂暗流与危险动向，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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